纸上谋划，未必牢靠，总需要亲身前往觇看山水之势，才能得出最准确的结论来；二则么，一篇考核策论，真没必要说得那么细。

　　本来文章写到这里，大可以收束了，随便套个靴子结尾就成。然而李汲忍不住还是多写了一段，主要内容是：绝不可奢望灭亡吐蕃！

　　他前世虽然没有去过西藏，但相关资料也读过不少，知道哪怕一千五百年后，那地方仍然地广人稀，交通落后，人民相对贫穷。则在这个年代，别说殄灭吐蕃了，即便妄图深入其境，也必定酿成可怕的军事灾难啊。

　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打高原比打草原更为凶险。

　　李汲的建议，是将疆界推进到西海西岸，便可止步，在伏俟城、大非川附近择善地建军镇，募民屯垦，以为久持之计。而吐蕃方面受此重创后，多半会来求和——这在开元、天宝年间，就曾经有过多次的前例了。

　　和是可以和的，但不能期望长久，即便没有唐将在宦官逼摧下妄开边衅，吐蕃在养精蓄锐之后，也必定会主动撕破和议。因而在短暂而宝贵的和平时期内，唐朝必须设法渗透吐蕃内部，做分化瓦解的尝试。

　　李汲写道：“吐蕃之制，与中国不同，而类回纥，诸部分理，其王不过盟主，且今又有相国论氏，实执国政。乃可因其各部形势，或善之使盟，或诱之使附，或挑之使战，或离之使叛，终以唐命，而立多赞普。昔匈奴五单于争立，致呼韩邪南奔，其数百年之祸，终于陈汤破郅支城。则若吐蕃瓦解，诸王分理，不足为中国之祸也。而无吐蕃之扰，西域可安，无吐蕃之援，南诏可定。唯此，始收国家百年之利！”

　　洋洋洒洒，写了三千多字，完了放下笔，吹干墨迹，双手呈递给宦者，转交李俶。习惯性的，嘴里还加了一句：“此我与家兄往日商谈，所得一管之见，殿下垂览。”你就当这主要是李泌的主意吧，不必太过惊诧。

　　可是李俶细读一遍，仍不免有些诧异。不在于文中有什么真知灼见——实话说，以李俶的水平，这篇策论也算是明珠投暗了——而是他感觉，李汲这孩子思路很清晰啊，笔下条理谨然。

　　中国自古以来，就没有“逻辑”一说，并非缺乏相关思想，但既然没有提炼出一个合适的名词，一套严谨的体系出来，自然难以指导事务的规划和文章的写作。加上开元以来，诗赋盛行，导致士人即便写策论，官员即便写判词，都讲究文重于质，而文学，尤其是诗歌，从来都是不讲求逻辑的……

　　所以李俶看惯了那些骈四俪六的文字，初读李汲这篇《御蕃策》，只觉寡淡如水——好在他原本就没抱什么太大的期望——但是读着读着，逐渐体味到了文中严谨的逻辑性，句与句之间，段与段之间，紧密相联，层层递进，而绝不旁生枝节。虽然缺乏足够精彩的排比，也没有什么格言警句，却隐有战国、西汉策士游说诸侯、指点时局的风范了！

　　这样的文字，当然考不了进士、明经，哪怕制策也必黜落，但日常衙署中公文往来，肯定不掉价啊——起码能把事情给说清楚喽。

　　实话说，自李隆基之后，皇子皇孙们的文艺天赋是一蟹不如一蟹，每况愈下；所以过往李亨拿些策论、奏疏、公文给李俶研习，李俶就很难从那些花团锦簇的绮丽文辞中，搜寻出真正含义，往往得用笔划道——这句有用，这句只是设譬，这句只是用典，这句纯属无意义的发散——才能归纳出中心思想来。

　　反倒是今日读李汲的策论，竟然一目十行，其理顺畅无碍，其意洞彻无疑，只觉自家胸腹之间，说不出的畅快、惬意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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