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，我和孩子相安无事地过了几个月。黛黛在她第一个生日时，学会了走路：她父亲蹲在她前面，对她拍手，她微笑着松开我的手，摇摇晃晃向她父亲走去，她的手张开着，嘴半张着，就好像啼哭了一年之后，她终于到达了幸福的终点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她晚上睡觉开始变得安稳，我也安宁下来了。我的女儿和克莱利亚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我的焦虑缓和下来了，我获得了一些个人的空间，但我发现，我一点儿也不想劳神工作，就好像经过了一场漫长的疾病，我迫不及待地想待在户外，享受阳光和色彩缤纷的生活，走在挤满人群的街道上，欣赏橱窗里的商品。在那个阶段，我自己有很多钱，我给自己、孩子还有彼得罗买了很多衣服，我给家里买了很多家具和摆设，我从未像那时候那样随便花钱。我想要打扮自己，要和一些有意思的人见面谈话，但我没能和任何人建立联系。从另一个方面来说，彼得罗也很少带客人来家里。

　　我试着慢慢恢复以前的生活，也就是一年之前的活跃状态，但我意识到，家里的电话很少响起，而且打给我的电话也越来越少了。我的小说在褪色，人们逐渐也对我失去了兴趣。经过那个狂喜的阶段，随之而来的是担忧，有时候是抑郁。我问自己该怎么办，我又开始读近现代文学，我经常为我写的小说感到羞愧，相比其他作品，我的书显得很轻浮，也很传统。我把新小说的笔记放在一边，因为内容太类似于之前作品，我努力构思一些能反映现在动荡的社会现实的、有分量的作品。

　　我非常羞怯地给《团结报》打电话，我还想着给他们写文章，但我马上就明白，我写的那些东西编辑已经不喜欢了。我失去了自己的领地，我的信息太少，没时间去参与那些正在发生事件并将它们讲述出来。我只会写一些优美、抽象的句子，我不知道要在哪份报纸，向谁展示出：我赞同对意大利左翼党派和工会组织的严厉批评。现在我很难解释当时我为什么要写那些东西，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，尽管我很少参加这个城市的政治生活，尽管我很温和，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受一些极端思想的吸引。我这么做是因为偷懒，或者因为我对于进行调和的做法失去了信心。从我小时候开始，我就很熟悉，我父亲在市政府里，利用那里的漏洞，暗中获得一些利益，或者说，我切身体会到什么是贫穷的生活，我感觉有必要铭记自己经历的一切，我想和下层人民站在一起，和他们一起斗争，推翻所有一切。或者因为我参加的那些零散的政治活动，我努力写的请求和呼吁都没有人在意，我希望发生一些大事件——我用过这种表达方式，我经常说这样的话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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